前些时候，我回到国内，对各大城市的安保措施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所有地铁站出入口都配备了安检人员负责包检和安全巡查，许多公共交通工具及公共场所也安排了安保人员进行巡逻。我随后访问了上海和广州，发现这些城市的安保现状与我最初观察到的相仿，并且许多安保人员都是年轻的青壮年。这样的高强度安全防护措施，实际上是否合理呢？我和一些亲戚朋友对此进行了讨论。大家普遍认可，虽然这种措施的防范性质明显，但确实提升了城市生活的安全感，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利好。某位亲戚表示：“如今社会环境复杂，事先进行预防总是明智的。”

这种看法体现了社会治理中的“预防原则”。当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或事故时，各方通常会呼吁加强监管与防范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种呼声往往会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在治理决策中，理性权衡同样必不可少：特定风险的发生概率有多大？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严重？新增的安全措施投入与实际效果是否成正比？如果为了追求绝对安全不断增加管理支出，甚至对公众日常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那么这笔投入的边际效益和隐性社会成本又该如何评估？

以城市公共交通的安保为例，虽然中国大城市的整体治安水平普遍优于同规模的欧美城市，但相应的安防投入同样不容小觑。根据中山大学教授梁平汉的统计，在北京，地铁站出入口达到1462个，2022年安检费用支出为16.4亿元，占地铁运营成本的10.2%。如果按此标准推算，截至2021年底，全国18656个地铁出入口的年安检费用可达到约209亿元。再加上高铁、动车及机场的安检支出，预计全国范围内的物理安检总开支每年在360至480亿元之间。此项业务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人力成本占比通常高达60%至70%。这些都成为公共财政和社会运营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根据2019年《界面新闻》的报道，相关行政及公共安全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占比较大，显著高于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

除了经济成本，还涉及人力资源的使用：大量技术工龄的青壮年参与基础安保工作，劳动力配置有待优化与提升。与此同时，高额的安保投入真的能完全消除安全隐患吗？实际情况显示，末端的安全防护难以做到万无一失。例如，2024年6月，上海地铁9号线合川路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安检虽未让凶手进入站内，但伤害事件依然发生在站外。类似一些极端突发事件中，单靠现场安保人员往往无法进行实时预警与彻底遏制。这表明，单一依靠庞大的人力防线无法根本解决所有的安全风险。

“预防原则”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过度延伸也体现在其他领域。例如，近期媒体报道某些地区的银行在“提款需派出所同意”的情况下，且未经过沟通便调整储户的日常转账限额，虽然官方解释为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但这种做法却对普通市民的生活和资金使用造成诸多不便，真正的预防效果也令人质疑。又如，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实施的禁摩政策，最初是出于防范摩托车犯罪的考虑，但这一政策背景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并不契合。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曾在财经论坛上提出应适度放宽相关限制，强调严苛的禁摩政策削弱了与摩托车旅游和消费相关的市场活力。

由于禁摩限制，电动自行车迅速成为替代交通工具，但伴随电动车电池频发的充电火灾事故，许多城市又开始实施禁止电动车及电池进入楼道的管理，此政策虽是出于安全考虑，却增加了市民的通勤和用电成本。这些隐患其实可以通过加强电池安全标准及市场监管等源头治理手段来解决。就像手机和电脑电池有潜在风险，通过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便不需要禁止在家充电一样，电动车的安全问题也应通过提升行业制造标准来解决，而不是简单依赖行政禁令。

这背后揭示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对“预防原则”的偏倚与过度依赖。盲目追求“绝对安全”和“零风险”，有时会产生不计成本的资源投入，甚至对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形成冲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我们需要特别推崇更为科学、理性的风险评估机制，构建出安全收益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治理体系，从而拨去“安全投入越多越好”的误解。